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十起“神医神药”违法广告典型案例
这也正是对话理论的规范性转向饱受质疑的关键原因。
而真实情况是安全利益并没有像公众所想像的那样重要。洪水的保险是出了名的难以卖，即使额外的回报奖励相当丰厚。
[39] 四、恐慌认知对公众决策的负面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人们在风险状态下的决策，恐慌情绪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又会对公众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人员发现，恐慌认知会影响人们对该类事件的风险的理性评价，进一步催生新的恐慌，即从一种相对温和的恐慌快速转变成一种恐慌性的反应，[40]患上所谓的恐慌症，[41]阻碍或者扭曲公众对风险的理性认知，无端地放大风险的危害性，从而做出一些过度的反应。心理衡量模式研究公众对风险在感情上的反应。孙斯坦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假使艾伦说废弃的有害垃圾堆放地非常危险，本来持怀疑态度或者中立的贝蒂就有可能支持艾伦的看法。与后悔理论一样，预期到的失望情绪通过改变效用函数来影响决策，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避失望情绪的产生。这种现象在极端事件背景下显得非常突出。
研究人员还发现，恐慌对公众理性决策所造成的种种干扰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来起作用的。比如，当母亲预期到自己的孩子将死于接种疫苗的后悔心情时，就不愿意给孩子接种此种疫苗，即便死于疾病的机会远远大于死于接种疫苗的机会。在情绪、认知与决策三者之间，情绪的作用是通过认知这一中介来实现的。
[76]See David Cole, The Priority of Morality: The Emergency Constitutionè Blind Spot, Vol.113 Yale. L. J.(2004).p.1753. 进入专题： 极端事件 风险认知 恐慌 行政法律制度 。[25] See Stigler S M.,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The measurement of uncertainty before 1900.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6).pp.2-30. [26]See Von Neumann J, Morgmstem O., Thoe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7).pp.1-50. [27] See Savage L J.,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New York: Wiley, Press (1954).pp3-35. [28]它不是即时的情绪反应，而是一种由决策者预期的、伴随某种决策结果在未来将要发生的情绪反应，如后悔、失望、恐慌等。北京某报记者回山西，到家不过5分钟，邻居全躲开了……[65] 五、对行政法制改革之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公众对极端事件的风险会产生一种恐慌认知，而恐慌在风险决策中扮演非常显著的角色。[47]同样，在我国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关于汶川县城是迁还是留的问题上，90%以上的汶川民众希望异地重建，该县小毛坪村村主任甚至提出，就是迁到新疆边陲，也不再回去了。
See http://baike, baidu.com/view/354195.htm, 2009年4月29日访问。洪水的保险是出了名的难以卖，即使额外的回报奖励相当丰厚。
在互联网时代，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工作办事机构应当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风险信息中心，并与地方政府应急工作办事机构所建立的风险信息中心联网，实现信息共享。戚建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他们发现，与那些覆盖所有死亡事件的保险相比，人们愿意为覆盖恐怖主义(一种具有高度生动性的事件)行为导致的死亡的航空保险支付更多的金钱。[50]埃尔克· U ·韦伯(Elke U. Weber)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当一个特别让人嫌恶事件已经有49%的发生概率时，如果它的概率改变了1%，公众不太会注意，因为这是很细小的改变。
See Loe- wenstein G F, Weber E U, HSee C K, Welch N.，Risk as feelings. Psychology Bulletin, Vol.127, 2001(2)pp.267-286. [29]See Loomes G, Sugden R.，Regret theory: An alternative 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Economic Journal, 1982(92).pp.805-824. [30] See Ritov I, Baron J., Reluctance to vaccinate: Omission bias and ambiguity,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f 1990(3).pp.263-277. [31] See Bell D E.，Disappointmen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Operations Research, 1985(33) pp.1-27. [32]参见庄锦英：《情绪与决策的关系》，载《心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3期。[55]但有医学专家指出，公众在医院里感染非典的机率比较低，即使感染了非典，其死亡率也远低于流行性感冒。他们甚至会选择保持沉默。这两项职责的主要功能是清楚了解本行政区域内各类风险类型，储备相对完整和可靠的信息资料，从而为极端事件的风险评估奠定基础。
非典期间，北京大量出租车司机拒载乘客往医院，及北京医院的门诊量和历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下降等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认为医院是最可能被传染非典的地方。从机制和机理的角度剖析了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能够阻碍公众，甚至整个社会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做出理性判断。
而真实情况是安全利益并没有像公众所想像的那样重要。运用决策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包括恐慌在内的情绪在公众的决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7] See Weber, E, U.，Decision and choice: Risk, empirical studies, In N. J. Smelser P.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 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Oxford, UK: Elsevier Science Limited.(2001).pp.1347-1351. [8] See Slovic, P., Fischhoff, B. Lichtenstein, S.，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perspectives on risk and safety, Acta Psychologica, 1984(56).pp.183-203. [9]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其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另外，还要充实应急工作办事机构的人员组成，更新风险监测和评估设备。[71]当然，这种心理上的自我调整方式有时未必能够奏效。就我国而言，属于这一家族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大雪灾、汶川大地震、奶粉行业中的三聚氰胺事件等。[67] 笔者认为，虽然从表面看上述学者所提出的理论是以9·11恐怖事件为背景的，但实质上是针对那些具有一定的新颖性、难以控制性、危害后果具有极端严重性、发生概率比较低等特点的危险，也就是本文所阐述的极端事件。他概括了15组，共30项风险特性：无法控制与能够控制、致命性与非致命性、全球灾难性与非全球灾难性、令人担心与不令人担心、损害后果的不特定性与特定性、对下一代具有高度的危害性与低度危害性、很难减少与容易减少、风险会增加与减弱、自愿遭受与非自愿遭受、能够观察到与不易观察到、不为暴露其中的人所知与可以所知、影响的即时性与缓慢性以及不为科学所知与为科学所知。
这种现象在极端事件背景下显得非常突出。[70]与布瑞尔法官的建议相匹配，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
通过可得性启发和概率忽视以及信息连锁效应和声誉连锁效应，恐慌又会阻碍公众对风险的理性判断，不适当地扩大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采取过激的行为。但是，如果它的发生概率从零增加到1%，那么就会引起公众强烈的关注和担心，并尽全力避免它。
风险的这种社会放大效应类似于涟漪效应——在一个平静的池塘中扔下了一块石头，涟漪向外扩散，不断波及其他水面及水面上的事物。与第三点相联系，当某些极端事件发生后，如果存在偏见的行政措施对社会上一些无辜者造成了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那么待极端事件平息之后，就应当给予这些无辜的受害者相应的补偿。
2.既然行政措施的制定者意识到自己的恐慌情绪有可能会带来措施制定上的偏见或非理性，那么他们就应当进行自我限制。一旦一个组织或团体陷入集体恐慌，那么其对风险的判断就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单个的极端事件所造成的伤害或损失会持续很长时间，导致远远超过该行为本身的一系列连锁反应。[21]一些研究还表明，大脑有其专门的情感区域，某些类型的情绪，包括恐慌的情绪，可以在认知区域产生反应之前被激发。这种反应影响了公众对风险判断，从而超越了风险的客观结果。
当心理学家在研究人们对极端事件的风险认知时，生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等则从其他学科角度研究人们对极端事件的风险的担忧、焦虑、害怕、恐慌等心理态度的生理和神经基础。[52]普瑞雷克(Prelec)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状态下决策时，公众往往高估那些给人产生鲜活印象的小概率事件的权重，特别是那些与极端结果有关的事件。
他们指出，感情能够淹没意识……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是这样的，从感情系统到理性评价系统的联结要强于从理性评价系统到感情系统的联结。比如，在我们决定其来源之前，突然和不可期待的噪声就能够产生恐慌。
[57]前引[44]，第63—64页。[43]美国学者凯斯· R ·孙斯坦(Cass R. Sunstein)也认为，公众对危机事件的风险的判断经常受到可得性启发的影响。
凯斯· R ·孙斯坦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将其概括为两种效应——信息连锁效应和声誉连锁效应。虽然这些不同的风险特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自愿遭受特性与可控性和众所周知的特性相联系，但他们运用因子分析，[9]将这些具有联系的特性浓缩成两组基本的因子——即恐慌和非恐慌以及不为人所知和为人所知。英国航空裁减约13%人员等等。[46]这就让人不会奇怪，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恐怖袭击在将来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比如，一些公民断然拒绝政府开发核能——即使发生核事故的概率非常之小，是因为出于对核事故的无法估量的灾难性后果的极度恐慌。[54]相同的情况，在我国也发生。
另一方面，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个最大优点在于能够增进人们和政策制定者对已经实施的措施的实际后果的了解，及时纠正偏见，克服恐慌和疏忽。这里的效用是一系列可以测量的客观指标，缺少情感内容。
这些预期情绪将改变效用函数。但杰克森(Johnson)等人的研究表明[38]，能够引发生动的、鲜明的心智图像的危险会促使人们更愿意购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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